1942年開始的這場罕見的天災，對抗日根據地造成極大困難。我后方兩大根據地本就條件艱苦、物資匱乏，卻又有臨近多省20多萬受災民眾紛紛涌入，僅兩區(qū)外來災民就達25萬人，大約相當于兩區(qū)所有災民的1/6，致使抗災渡荒的負擔更重。為迅速控制災情，盡最大努力救民眾于水火之中，抗日根據地在堅持抗日斗爭不松懈的前提下，集中所有力量，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抗災運動。
首先是充分發(fā)動群眾，大打滅蝗人民戰(zhàn)爭
造成三年大饑荒的源頭和元兇，是遮天蓋地的蝗蟲災害，因此，兩區(qū)根據地的抗災斗爭，首先從滅蝗開始。兩區(qū)領導機關及所屬縣、區(qū)、鄉(xiāng)、村，均相應成立了領導機構，統(tǒng)一指揮本轄區(qū)的抗災工作，上級要求對群眾進行充分動員，實行全民上陣，像打擊日本鬼子一樣，狠狠打擊瘋狂肆虐的蝗災。經過各級各層次的廣泛發(fā)動，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迅速掀起了滅蝗大戰(zhàn)高潮。工人、農民、民兵、士紳、醫(yī)生、學生，乃至巫婆、神漢、道士，還有拄著棍的老大爺和小腳老太太，都參加到滅蝗大軍中。一時間，敲鑼打鼓、搖旗吶喊、處處點火，田地冒煙，人們用火燒、用水淹、用土埋、用鍬拍、用手捉、用鞋底打，用火把、樹枝燒，把所有能想的辦法，能用的手段都使上了。根據蝗蟲出沒無常、聚散不定、怕冷熱、怕聲響、怕黑色、兩眼不能平視、遠視、落在草上不易彈跳起飛等弱點，軍民發(fā)明了多種滅蝗辦法，如火陣法：用人力將蝗蟲趕進放置好的麥秸堆里，放火燒死；水陣法：在有河流的地方，人們排成長陣，把蝗蟲趕向水里，再用篩子撈出撲殺。涂毒法：將白糖和冷水以一比二的比例勾兌于瓶中，置陰處發(fā)酵，三天后即可當毒藥使用，方法是，將其凃于飛蝗腹部，然后放生，使蝗蟲相繼傳染，被傳染者12小時內即可中毒腐爛；捕捉法：對落在樹上的飛蝗，手持口袋，將其捉至袋中悶殺。軍民們還發(fā)明了其它許多滅蝗奇招、絕招，日夜輪番作戰(zhàn)，不讓蝗蟲有喘息之機，具體情況不再一一贅述。1943年冬季，抗日政府還號召挖蝗卵。蝗卵臨冬即死，卵可藏在土中越冬，為鏟除來年災害，抗日政府號召群眾到蝗災最嚴重的地方挖蝗卵，以籪其根，并規(guī)定挖一斤蝗卵換小米一斤，進一步調動了群眾的滅蝗積極性。
第二，注重穩(wěn)定社會，維持秩序，做到臨危不亂
隨著災荒蔓延，各地買賣人口現(xiàn)象非常嚴重，有的將自己女孩賣出做婢、做妾、做童養(yǎng)媳；有的把自己男孩賣出做養(yǎng)子；有的把自己的老婆賣出做妾、做婢或與別人結為正式夫妻；也有的婦女未經自己及其丈夫允許就被婆家或娘家賣出；還有的婦女自愿離開家庭，到非災區(qū)逃荒另找了配偶。這種現(xiàn)象影響到抗日民眾間的正常關系與社會秩序的安定，并造成許多糾紛。為此，抗日政府迅速制定了禁止人口買賣的條例。對于外來逃荒的災民，抗日政府頒布了《根據地外來災民登記安置辦法》并進行有效安置。對于已經入境的災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置，入籍地災民和本地災民同等待遇。通過有效地安置，外地災民大量涌入邊區(qū)所帶來的社會隱患逐漸消除，當時逃向根據地兩大區(qū)太岳區(qū)25萬外來災民，都在當地政府和群眾幫助下安了家。
第三，及時撥款賑濟，救助災民。
根據地兩大區(qū)分別減免公糧多達幾十萬石，而所發(fā)各種貸款及救濟糧款撥款多達幾千萬元，救濟糧達數百萬石。全區(qū)300萬人口每人都能分到救命的糧食，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使災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第四，開展借糧斗爭和“雙減”工作
借糧，是指動員貧苦群眾向地富借糧，又稱饑民借糧。為解決群眾渡荒問題，以邊區(qū)政府名義頒布“互濟互助、團結抗日：有借有還，政府擔保：自報數目，欺瞞必究”的政策。對積極響應抗日政府號召、主動自覺開倉濟貧者，由政府發(fā)放“開明人士”光榮匾。對于不顧群眾死活、一毛不拔、不愿借糧的地富，則發(fā)動群眾與地其進行當面交鋒，迫其按抗日政府規(guī)定繳糧。雙減，即減租減息，又稱雙減斗爭。此項工作共進行了三個冬春。在此過程中，還開展了“開明地富獻地獻物支援抗戰(zhàn)”的運動和反奸清算斗爭。
第五、開展軍民大生產運動
相較于空前規(guī)模的大災荒，政府撥款猶如杯水車薪，只可救一時之急，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受災狀況。為此，邊區(qū)黨政提出了“生產救災，自力更生”的口號，鼓勵軍民一同投入到大生產中。1942年，根據地兩大區(qū)軍民墾荒6000畝；更以中條山為重點，掀起了軍民并肩拓荒熱潮，當時有這樣一首歌曲：“中條山上鬧嚷嚷，軍隊生產忙。扛著?頭背著槍，上山去開荒。東邊的玉米長得好，西邊的谷穗長，多開荒地多打糧，軍民喜洋洋”，反映了軍民團結共克時艱的頑強意志。1943年，邊區(qū)政府提出“每畝地平均增產三升細糧”號召，提出“精耕細作”、“耕三鋤三”口號作為1944年農業(yè)生產的努力方向。根據地區(qū)落實邊區(qū)政府指示，提出“耕三余一”增產目標，并為保障生產向災民出借牲畜發(fā)放貸款、糧種、農具。區(qū)政府也提出了出借編賒牲畜助耕辦法，出借對象僅限被災群眾。1943年，邊區(qū)發(fā)放春季貸款700多萬元，其中農業(yè)貸款300萬元、水利貸款235萬元，并貸公糧20萬斤、合作貸款50余萬元，又貸棉花30余萬斤，合價100余萬元。為鼓勵民眾生產，邊區(qū)政府還采取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1942年《春耕獎勵法》頒布，全區(qū)以縣為單位舉行比賽，為實現(xiàn)每畝地增加3升細糧目標，獲獎群眾可以獲得各種農具。這樣的比賽在邊區(qū)時常開展，對提高民眾生產積極性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干部還下到基層指導農耕工作，督促各級提高生產效率。農耕時，基層還組織農民高唱《春耕歌》鼓勁，歌詞是：“春天好時光喲，大家好開荒喲，我們要齊心協(xié)力多生產喲，軍民有貸糧噢。春耕互助組喲，大家好精神喲，我們要深耕早種多用力喲，才有好收成噢。政府有號召喲，大家要響應喲，一畝地要多收3升細糧喲，農耕就是打東洋噢?！币粫r間唱遍晉東南。
第六，精兵簡政，厲行節(jié)約
為了減輕群眾負擔，根據地兩區(qū)均對機構進行了壓縮，大幅度縮小機構編制，精簡出來的人員層層下派。如縣里的精簡干部到區(qū)里任職，區(qū)里精簡的干部到村里任職，或擔任基層工作隊員，此項工作不搞形式主義，而是動真的，來實的。干部下到村里后，有的擔任了村干部，有的以普通人員身份，接受當地黨組織領導和安排，協(xié)助村里處理事務。那時風氣很好，精簡到基層的干部都能和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糠菜飯，穿的是補丁衣，干的是力氣活。即使到上級開會，也要背著糞簍，遇糞就撿，一派地道的農民本色。此外，各級機構在政府號召之下，十分注重厲行節(jié)約。各機關團體及工廠、學校、報館、書店、劇團、商店等單位人員，均自覺節(jié)衣縮食以救濟災民。在太行區(qū)，要求每人每天節(jié)省口糧二兩、一兩或五錢，多寡不等，時間少則2個月，多則8個月。尤其部隊機關有半年之久，每人每天食糧從一斤六兩減至一斤二兩或一斤，甚至在全區(qū)范圍內舉行節(jié)食日扶濟災民。1943年秋天，僅某區(qū)部隊采集的野菜就在百萬斤以上，另一區(qū)部隊從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節(jié)約救災小米共達5.3萬多公斤。
除上述外，還在根據地范圍內進行了水利工程等建設項目。
這場世所罕見的大災荒所帶來的土地干旱、漫天飛蝗、瘟疫流行等空前嚴重的惡劣局面，在戰(zhàn)時條件極度艱苦的情況下，通過我黨和抗日民主政府強有力的領導，和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終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根據地人民群眾成功度過災荒，并將損失降至到最低，接納安置的數十萬外來災民，也得到生存保障，同時也為抗日戰(zhàn)爭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因劇情需要，從百度篩選，請?zhí)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