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類以求。從歷史的各方面分析來看，然后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歷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tǒng)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nèi)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于政事，歸入通史范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guī)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系統(tǒng)，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從前人學歷史，必特別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說中國歷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后人又承續(xù)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jié)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并敘述，則變?yōu)榫幠晔?，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歷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著有漢代，漢代結(jié)束，接著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歷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nèi)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歷史上的傳統(tǒng)制度保留著。這證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后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歷史傳統(tǒng)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xiàn)。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制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zhuǎn)治斷代史，然后再來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志”，《漢書》共有“十志”，都屬講制度方面的。以后歷代正史中多數(shù)有“志”，或有“書”，這些志與書，因其講的是制度方面，比較專門，普通讀歷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面的歷史，大家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歷史，政治制度方面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制度方面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歷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們講到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為秦以后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jié)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jié)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歷史不同。在西方歷史上，并無此兩種政治制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歷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歷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歷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chuàng)建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tǒng)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tǒng)之局面歷數(shù)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歷史之結(jié)晶品，是中國歷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國歷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xiàn)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歷史上的產(chǎn)物，只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歷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chuàng)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實這一套制度，本是連接著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歷史傳統(tǒng)而來。只是經(jīng)周公一番創(chuàng)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制納歸于統(tǒng)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nèi)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tǒng)的局面。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tǒng)一。在西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面，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社會無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tǒng)一政權(quán)，但卻無法實現(xiàn)。譬如筑寶塔，由平地筑起，卻沒有結(jié)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圣羅馬帝國一名稱，則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歷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上覀兘裉鞗]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guān)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歷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jīng)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系，有史學，無經(jīng)學。經(jīng)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歷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
位勝任愉快的人來撰寫。周室東遷，封建制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jù)《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shù)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著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系。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yè)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yè)亦無法出現(xiàn)。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書今俱亡佚難覓?？蜌q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nèi)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lián)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yōu)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tǒng)一支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tǒng)一規(guī)模了。只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tǒng)一，而秦漢以后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tǒng)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tǒng)一國，此項政治制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三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制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tǒng)以后，封建制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注意到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tǒng)性，政治制度則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制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只以“君主專制”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制與立憲。于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制；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tǒng)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制。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疇格式之內(nèi)。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fā)出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而處處只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歷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歷史傳統(tǒng)如此輕漠不關(guān)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tài)度來對待國史呀。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開講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系學生多不愿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后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歷史學系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歷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來講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之傳統(tǒng)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歷史上很少有同樣的制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權(quán)相權(quán)駢立并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現(xiàn)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并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只許掛一空名，絕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間，一面有許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tǒng)制度及傳統(tǒng)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gòu)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diào)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之說，在中國傳統(tǒng)意見下，絕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nèi)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jié)雖有變動，但大體制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歷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quán)，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quán)”“相權(quán)”云云，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quán)力之爭。中國人稱權(quán)，乃是權(quán)度、權(quán)量、權(quán)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tǒng)觀念，只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quán)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quán)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quán)。中國史有職官制，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quán)專制。在中國，權(quán)在職之內(nèi)，非有權(quán)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fā)揮。近代只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tǒng)政制來和西方現(xiàn)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jiān)察兩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quán)，而糅合為五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