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親政后的指導思想是全面恢復新法，因此重用新黨骨干大臣是重中之重，在當年王安石幾位核心骨干中，蔡確已經(jīng)病逝，呂惠卿因為背叛王安石被新舊兩黨摒棄，章惇回京任相，還有一個曾布，哲宗也把他召了回來任翰林學士。
雖然熙寧年間曾經(jīng)反對新法，但曾布在新舊兩黨中口碑一直不錯，并未因為倒戈而被大家視為叛徒，因為曾布的倒戈與呂惠卿完全不同。
呂惠卿背叛王安石，除了背叛王安石的執(zhí)政理念，更多的是在背叛王安石個人，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曾布不同，當年曾布上疏市易法的種種弊端，是因為市易法真的有問題。
而曾布之所以會發(fā)現(xiàn)市易法的弊端，源頭還在于神宗。
熙寧七年，新法的施行已經(jīng)逐漸深入的情況下，各項法度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其中對市易法反對聲最大。
市易法是在開封和其他大城市設立市易司，平時平價收購滯銷的商品，待商品短缺時平價售出，一方面減少商戶們的商品滯銷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出售商品的收入。
看起來法令確實不錯，市易法施行之初政府給了大量儲備金用于經(jīng)營，很快的，各地市易司因為資金實力雄厚又背靠政府，成為當?shù)厝粘Ｉ唐返膶I機構，不管你這商品滯銷不滯銷，反正市易司來了，都要摻和一腳。
這種經(jīng)營模式掙了不少錢，但也嚴重破壞了地方上的商品經(jīng)濟，政府壟斷了貨源，大小商販都進不來貨，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經(jīng)營，紛紛破產(chǎn)。
商人雖然地位不高，好歹也是大宋子民不能坐視不理，曾布經(jīng)過調(diào)查，將具體問題如實匯報上疏神宗。
市易法問題這么大，難道王安石都不知道嗎？
王安石是知道的，實際上每一項具體的新法或多或少都存在問題，王安石也都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可王安石是首相，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才是他要親自全力貫徹的法令。抓大放小，其他的法令一般都是呂惠卿、章惇、或者曾布本人去督辦。
王安石氣的是曾布不打招呼，不給自己匯報而是直接去匯報給了神宗。
曾布時任三司使，在宋朝政治框架中，三司同中書、樞密院、翰林學士院、御史臺、諫院這些機構一樣，是屬于皇帝直管。但由于事分輕重緩急，中書和樞密院兩府的領導才是宰執(zhí)，其他機構的領導只能算是普通高級官員，類似于不進常委的委員。
既然不進常委不是班子成員，那班子里肯定有分管你的領導，王安石一手提拔了曾布，是曾布的親密領導，有事兒卻直接匯報給神宗，你說王安石氣不氣？
王安石很生氣，曾布卻很委屈，因為這活兒是神宗親自安排給他的。
當時主抓市易法的是呂惠卿，神宗安排曾布調(diào)查，曾布只能領命，調(diào)查出來的結(jié)果各地市易司確實存在嚴重的壟斷商品壟斷經(jīng)營現(xiàn)象，完全脫離了市易法的本意。
曾布上疏之后，引起王安石和呂惠卿的強烈不滿，于是呂惠卿直接上疏彈劾三司賬本中英宗治平年間與神宗熙寧年間國家歲收幾乎沒什么區(qū)別，但根據(jù)全國各州縣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和戶部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熙寧年間變法之后收入大增，不知多出來的錢被三司統(tǒng)計到哪兒了？
涉及到會計記賬，這可是所有新黨的強項，呂惠卿攻擊曾布賬務混亂，其實說的也對，三司的賬確實亂，熙寧年間新法增加的收入沒有及時統(tǒng)計，反而治平年間皇帝內(nèi)帑的收入都算到了國家歲收中去，所以賬面上看起來新法施行之后，好像國家也沒多幾個錢。
要放在現(xiàn)代社會，就這種記賬水平估計上市公司早就破產(chǎn)了，但是在宋代這個問題不怎么嚴重，國家本來就不怎么在乎記賬，所以說呂惠卿攻擊的很對，但事兒本身是個小事兒。
小事兒不小事兒，總歸是工作失誤，王安石的斥責加上呂惠卿的彈劾，曾布也感到自己無法長期立足，干脆自請外放吧，熙寧七年八月，曾布離京先后出任饒州、廣州等地。
哲宗即位后，曾布因為曾經(jīng)客觀公正和相對溫和的執(zhí)政態(tài)度被召回朝中擔任翰林學士，司馬光復辟舊法盡廢新法，曾布再次上疏勸諫不要瞎搞。
不要以為我曾經(jīng)對新法的部分不合理之處仗義執(zhí)言就以為我成了舊黨，改革才是這個國家的生存之道。
反對舊法的曾布再一次被貶謫、先后在太原府、真定、河陽等地任職。紹圣元年哲宗終于親政，先后把章惇、曾布都召了回來，恢復新法，重振大宋。
曾布回朝重新任翰林學士時，章惇已經(jīng)成為首相。新黨論資排輩，章惇下來也就是曾布了，按道理章惇出任了首相，曾布理應出任次相。
曾布滿懷希望更進一步出任次相時，哲宗下達任命，曾布出任樞相。
很微妙，也很坑爹。
在宋朝中央宰執(zhí)班子中，有著嚴格的地位排序，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首相，元豐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元豐改制之后叫尚書左仆射；接下來是次相，元豐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元豐改制之后叫尚書右仆射。
首相次相輪下來才是樞相，元豐改制之前叫樞密使，元豐改制之后叫知樞密院事，我們簡稱樞相。
接下來是兩到三人的副宰相，元豐改制前后稱呼又各不相同，之前叫參知政事，之后叫門下侍郎或尚書左右丞，副宰相無固定排位，一般論資排輩，當然也有強勢副宰相主持朝政的情況，比如之前范仲淹搞慶歷新政時就是以副宰相身份推行。
副宰相在下面才是副樞相，元豐改制前后稱呼也各不相同，之前叫樞密副使，之后叫同知樞密院事，我們簡稱副樞相。
啰啰嗦嗦說了一大堆，歸根到底就一句話，在章惇的建議下，哲宗沒有給予曾布次相的任命，而是給了他樞相的任命，樞相當然位高權重，可只能算是中央三把手。
章惇寧愿次相之位空著也不推薦曾布出任，不僅僅是對曾布不信任，更多的是要大權獨攬，唯我獨尊。在紹圣年間，北宋中央罕見的出現(xiàn)了“獨相”的局面。
獨相章惇一邊全面恢復新法，一邊全力打擊舊黨，已經(jīng)去世的司馬光、呂公著等人被下詔追奪封贈，其他活著的舊黨骨干如呂大防、蘇轍、范純?nèi)实热艘彩潜灰毁H再貶全部貶到嶺南。某些雖不是骨干名氣卻很大的舊黨如蘇軾也享受了類似的待遇，一貶再貶貶到了海南島。
隨著對舊黨官員的打擊迫害進入到高潮，中書已經(jīng)等不及諫官彈劾、官員請辭、貶出開封這一系列傳統(tǒng)操作了。在章惇的授意下，在京城同文館辟出了一間專門用來審問舊黨官員并草擬貶謫詔書的辦公室，對于早年曾經(jīng)在奏疏中有對新法不敬譏諷朝政的，更是直接逮捕下獄聽候發(fā)落。
同文館作為打擊新黨的重要場所，自然要由辦事得力的心腹大臣掌管，章惇挑來挑去，挑中了蔡京。
當過元祐年間復辟舊法模范官員的蔡京神奇的成為了章惇的心腹，不能不說蔡京確實很有兩把刷子。
蔡京也沒讓章惇失望，貶謫了一大批官員，并且隨著打擊的深入，蔡京接到一條重要指控，前任首相蔡確之子蔡渭舉報文彥博之子文及甫涉嫌謀逆。
謀逆的罪證是文及甫曾經(jīng)給刑恕寫過一封信，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比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
司馬昭我們都很熟，這位兄弟做了什么我們也都知道。蔡渭舉報說文及甫掌握重要謀逆大案信息，司馬昭是在說時任副宰相劉摯，劉摯想效法司馬昭行廢立之事，廢掉哲宗另立新帝。
在給蔡確平反時，蔡渭見到了哲宗，于是蔡渭就先把謀逆之事舉報給力哲宗，哲宗轉(zhuǎn)交中書然后章惇安排蔡京跟進，由于此事已通天，蔡京不敢怠慢馬上把刑恕和文及甫找來問話，得知確有其事，文及甫確實寫了這么一封書信。
以前蘇軾、蔡確寫詩時，都是隱晦的借物詠志或是借古諷今，文及甫真是好家伙，直接把司馬昭寫上了，這不就是自己往外送人頭嗎？
在蔡京等人的審問之下文及甫招供，說司馬昭就是元祐年間舊黨副宰相劉摯，粉昆是次相韓忠彥，眇躬說的是哲宗，兩人曾想要陰謀廢掉哲宗。
文及甫畢竟是元祐年間宰相文彥博之子，所招的供有一定價值，但他畢竟只是宰相之子并非宰相本人，不能說他說其他宰相謀逆其他宰相就真的謀逆。
經(jīng)過深入調(diào)查，謀逆案結(jié)案，章惇親自給案子定調(diào)，舊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等人確實有謀逆的打算，只不過沒有付諸行動。
章惇此時已經(jīng)殺紅了眼，不分是非曲直非要把舊黨殺個一干二凈不可，冤冤相報何時了，何苦呢？
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無完人。
在章惇的授意下，已經(jīng)去世的劉摯、梁燾、王巖叟等人不再追究，但其子孫恩蔭全部革除，貶到嶺南。
電視劇《風云》里有句話說得好，凡事太盡，緣分勢必早盡。
眼見著章惇乾綱獨斷把持朝政，滿朝文武都惟章惇馬首是瞻，曾布漸生反感，憑什么他章惇就可以呼風喚雨，我曾布就不行？
紹圣三年五月，就在章惇打擊舊黨的高潮期間，曾布上疏一封彈劾副宰相蔡卞和首相章惇，說蔡卞諂媚章惇，章惇獨斷專行，兩人蛇鼠一窩有害朝廷。
僅僅上疏還不夠，曾布又多次告訴哲宗，章惇蔡卞對元祐年間官員打擊面太廣，不利于朝政穩(wěn)定。到了后來曾布干脆直接跟章惇對著干，凡是中書排擠貶謫的，樞密院就招過來用，很多官員就從東府搖身一變跑到西府任職，品級待遇不變，還怪美的。
成為敵人的曾布沒能把章惇怎么樣，但中書樞密兩府基本上撕破臉皮，首相章惇和樞相曾布也徹底決裂。
在朝廷做事無非也不過混口飯吃，中書不留爺樞密院留爺，在哪兒不是干呢。在曾布的大力籠絡下，樞密院匯集了不少舊黨勢力，曾布也籠絡了不少人心。
曾布雖然籠絡人心，但也僅限于有條件的把部分溫和舊黨籠絡過來，因為在當時最大的新黨就是哲宗自己，皇帝堅持新法，曾布即使想通過新舊平衡來保持中立，在必要的時刻也必須表現(xiàn)出新黨的堅定立場。
比如在對西夏的持續(xù)打擊方面，曾布就必須保持與章惇和哲宗的高度一致，強硬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