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卷二后數(shù)章構思的解釋
自上傳崔破高中狀元，后屈服于公主、郭府壓力，娶菁若為妻的數(shù)章后，引得191919等頗多書友詬病，言“崔破虛偽”者有之；言其“即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者有之；言其“毫無骨氣”者亦有之。葉子在感激大家對本書關注的同時，謹借第二卷結束之機，將構思此數(shù)章時的一些想法在此略作分說，以與書友商榷。
〈一〉關于“虛偽”及“婊子與牌坊”問題。
在《論語•；魏靈公篇》中，孔子提出：“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后來這一句話更被引申為更為通俗的語句“達則兼及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自“進”與“退”；“仕”與“隱”這兩個相對的人生道路被提出，千載以下，關于二者之間的選擇，在文人、士大夫的心中便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相生共濟，不曾一日停息。
隱居林泉時，他們會熱烈的渴望出仕，期望建功立業(yè)，不負平生所學。例如，曾以自己的田園詩為千載文人構建了一個精神的“桃花園”，因而倍受推崇的隱逸詩人陶淵明，就曾經(jīng)三次入仕，但這并不妨礙他一力寫作散淡自然、毫無煙火氣的田園詩；另有盛唐之孟浩然，隱逸襄陽四十年，一邊寫作清新的山水詩，歌頌隱逸之美；一邊赴京趕考，落第后又干謁時任權臣張九齡，熱烈的渴望能得到引薦授官。
與這兩個落魄文人相對的則是權傾天下的王安石，北宋神宗時，主持變法，當其時也，他可謂是權傾天下，但是在他達到仕宦頂峰，能夠盡展平生所學之時，與陶淵明、孟浩然截然相反的是，他曾經(jīng)不只一次的渴望能夠享有“林泉隱逸之樂”。
我們該如何理解以此三人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這種“手寫隱逸心慕出仕，仕居顯宦渴念林泉”的矛盾行為呢？
無論是古代的文人，還是許多自詡率直的現(xiàn)代人，似乎都有這種思想與行為不一的通病，關于這一點，無須舉例，大家想一想日常生活中的自己，也便有了答案，當然這并不是錯，它只是一種人類自我保護的手段罷了。
既然陶淵明可以，孟浩然可以，王安石可以，我們也可以，那么為什么崔破就不可以呢？
對這種矛盾的解讀，恐怕不是一句簡單的“虛偽”、“即當婊子又立牌坊”可以解釋的，此為與讀者商榷者一。
〈二〉關于“骨氣”問題
自“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屈原自沉汨羅江，翻遍二十五史，除了千載淋漓不絕的鮮血外，葉子沒有能夠找到幾個即能毫不動搖的堅持骨氣，又能成就一番事業(yè)的忠貞不屈之士。
處身于中唐黨爭激烈的官場，我們是無法苛求崔破既能堅持自己的骨氣，又能做出中興大唐的偉業(yè)的，在這個特定的時代，讓崔破堅持“骨氣”，也許就意味著兩種結局：一：他如同顏真卿一般，被奸相陷害致死，大業(yè)自然成空；二：本部小說變的與許多架空歷史一樣，由于完全被架空，而沒有了根基，也就失去了最可貴的“虛構的真實”，而這也正是吸引讀者閱讀本書的價值所在。
關于崔破的屈服，葉子另有一層想法：崔破如果是如同未婚的石越一般，孤身一人來到古代，那么他也許會不惜長期沉淪下僚，而頂住壓力。但是身為孤兒的他，在終于擁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親人時，再面臨壓力時，他還能如此灑脫嗎？即便他能夠忍受如同中晚唐許多詩人那樣，連最基本衣食保障都沒有的貧寒生活，那么他的母親、家人也能夠忍受嗎？他又忍心讓他們去忍受嗎？生存永遠是個體的第一需要。讓一個衣食無繼，寄人籬下的崔破來誓言堅持“骨氣”，這是不是有些可笑和太過于奢侈了呢？
這是葉子安排崔破屈服的另一重原因。
以上，是葉子與書友商榷者二
另外，葉子想要說明的是，本書想要塑造的，不是《新宋》中的石越，那種能夠以一人之力、數(shù)十年之功而改變歷史走向的“神”；也不是許多其他架空歷史中的那種“一人既出，天下拜服”的絕世英雄。葉子想寫的只是一個思想、語言、行為都被同化的現(xiàn)代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怎樣去生活、去為了理想而掙扎的。
簡而言之，葉子想寫的是一個平凡的“英雄”。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多面的集合。在前兩卷中，我們看到了崔破的閑散，看到了他的猶豫，也看到了他的懦弱；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我們還會看到他的決斷，看到他的無情，看到他的大國沙文主義心態(tài)等等。
這種種性格，好也罷，壞也罷，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才是一個真實、鮮活的崔破。
最后，借此時機，我要對長期支持本書的書友致以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