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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躺了二天，才有了一些氣色，看見案頭上的奏折已經(jīng)堆積不少了。但是，他現(xiàn)在真的是有心無力了，最后只能傳旨，宣懿貴妃來念，他在一旁下口諭。
懿貴妃聽到皇上宣她，心里格外的高興。但是來了以后，知道只是讓她幫著批折子，心里難免有些失落，但不管怎么著，算是能見到皇上一面了。
咸豐讓人專為她設了一面小書桌。從御書案上將皇帝看過的奏折都移了過來，先理一理。把那些“請圣安”的黃折子挑出來放在一邊，數(shù)一數(shù)奏事的白折子，一共是三十來件。
然后再清理一遍，把沒有做下記號，須發(fā)交軍機大臣擬議的再挑了出來，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批十七件奏折，在懿貴妃要不了半個時辰，因為那實在算不了一件什么事！
多少年來累積的經(jīng)驗使然，皇帝批答本章，通常只不過在幾句習用語中挑一句，諸如“覽”，“知道了”，“該部知道”，“該部議奏”，“依議”之類。
而就是這簡單的幾句話，咸豐現(xiàn)在也沒有心思親自動筆，只在奏折上做個記號就行了。
喜歡攬權的懿貴妃，因為常侍候皇帝處理政務的緣故，才能把這個能夠細知機密的工作，拿到了手里。所以她代為批答，更注意的是，皇帝看過，未作表示，而須先交軍機大臣處理的奏折。
往往在那里面的陳述，才是正在發(fā)展中的軍國重務，她想了解內(nèi)外局勢，熟悉朝章制度，默識大臣言行，研究馭下之道，懂得訓諭款式，這些都要從奏折中去細心體味。
皇帝的親信近臣，協(xié)辦大學士，署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內(nèi)務府大臣肅順，因此一再秘密進言，說懿貴妃攬權，喜歡干預政事。
其實，她是在趁機學習政務。對于大清的皇位，沒有誰比她現(xiàn)在看得更清楚的了，也許一年半載，至多不出二年，她今年才五歲的兒子——皇長子，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兒子載淳，將會繼承大統(tǒng)。
她必須想著怎么幫助兒子治理好天下，絕不能把大權拱手讓給肅順他們，絕不！
這時，他看到了一份恭親王的折子，說的是有關夷人事務的：
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外國之間向無經(jīng)常的外交往來，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體制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僅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分管所謂“朝貢”事務。
鴉片戰(zhàn)爭后，國門被打開，清政府設置五口通商大臣。這是以欽差身份領職的兼差，名義上辦理通商事務，實際上承擔戰(zhàn)后處理外交關系的重大任務。
可是，經(jīng)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外交涉廣達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于軍機處的處理外事慣例顯然不合時宜了，既非專官亦無專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勝任外務。
因此，奕訢在奏折中指出：“近來各路軍報聯(lián)絡，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后，若不悉心經(jīng)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遲緩，未能悉協(xié)辦理?！?p> 西方列強，為保障既得利益并謀求日后的擴張，也十分不滿我大清朝的外交處理辦法。
奏折通觀全局，首先回顧了清代夷禍的經(jīng)過，接著他們認為夷人志不在攻城掠地，與前代戰(zhàn)爭并不相同，如果以信義加以籠絡，可以馴服。
進而，奕訢等人分析了農(nóng)民革命、西方列強與清政府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之后，又提出了綜計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御侮，譬如蜀之待吳的策略思想。
把太平天國農(nóng)民革命同西方列強侵略者給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較：“發(fā)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p> 從而提出了“滅發(fā)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戰(zhàn)略目標。
最后，奕訢等人提出了貫徹其外交方針的六條章程，提出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南、北通商口岸分設大臣；各省辦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
以免歧誤；以及令廣東、上海選派四名懂外國語言文字的人來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內(nèi)外商情并各國新聞報紙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了解夷情等具體措施。
懿貴妃看到這里，心里想著：恭親王好大的膽子啊，這不是明擺著要奪軍機處的權嗎？想到這里，她立刻知道了這道奏折發(fā)交軍機處肅順手里，以后的結果。
肅順雖不是軍機大臣，但在熱河的軍機大臣中，怡親王載垣，肅順的胞兄鄭親王端華，倚肅順為靈魂。穆蔭、匡源、杜翰都仰他的鼻息。
資格最淺的“打簾子軍機”焦祐瀛，由軍機章京為軍機大臣，更是肅順的提拔，這樣，他們還不是都照肅順的意思，一定會駁了恭親王的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