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建立國家，對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國家的政務不可不謹慎處理，國家該從事的根本之業(yè)不能不集中。國家的制度合于時勢，那么國家的風格就能改變，而民眾就遵守服從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會發(fā)生邪惡的的事；國家的政務統(tǒng)一，那么民眾就服從國家調用；國家所從事的根本之業(yè)專一，那么民眾就會聽從使用；事業(yè)集中，那么民眾就會喜歡農業(yè)而愿意打仗。圣人確立法令政策、改變風俗的目的，是讓民眾早晚從事農耕，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眾所以肯為國家拼死效力，那是因為君主在朝中設立榮譽名稱和爵位，設置了明確的獎賞和懲罰的制度，民眾不用靠空談、請托私人門路便能為國家立功。民眾所以喜歡從事農耕而愿意打仗，是因為看見君主尊重從事農耕和作戰(zhàn)的人士，輕視那些喜歡空談和靠技藝吃飯的民眾，更鄙視到處游說的人。所以民眾專心從事農戰(zhàn)，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會在國中顯貴，進入朝廷為官。君主打開為國家出力的門路，而堵住為權貴效命的行私請托的門路，用這種辦法達到吸引民眾力量的目的；為私人效力不能在國家中顯達，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請托。如果這樣，為國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勵，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實現(xiàn)，而荒地就能得到開墾了，四處游蕩的民眾就會停止，而邪惡的犯罪現(xiàn)象也就不會發(fā)生。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專心從事務農作戰(zhàn)，國家就會強大；能夠使民眾從事根本之業(yè)（農耕），禁止商業(yè)、手工業(yè)，國家就會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也能消耗民眾的力量。制度清楚，民眾的力量就能集中，民眾的力量集中了卻不消耗使用不行，民眾為國家出力卻得不到回報，那么就會發(fā)生動亂。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他集聚民眾的力量是為了使國家富裕，使軍隊強大；消耗民眾的力量，是為了消滅敵人鼓勵民眾立功。如果國君只打開為國出力受賞的門，而不堵住為私人效力請托的門路，那么民眾的智謀就會增長；民眾的智謀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么就會發(fā)生邪惡的事。堵住私人門路而不打開為國家出力受賞的門路，那么民眾就會糊涂愚昧；民眾糊涂又不被使用，那么民眾的力量就無處用；民眾的力量無處使用，又不用來攻打敵國，那么就會產生虱害。所以集中民眾的力量用于專心務農，消耗力量用來攻擊敵人。治理國家貴在使民眾努力的方向一致，民眾專一那么就淳樸，淳樸就會務農，民眾務農就會變得勤勞，勤勞就會富裕。讓富人用錢買官爵，消耗他們的財產，他們就不會放蕩；用刑罰制止他們放蕩，就會去務農。所以能集中民眾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會亂，只能使用民眾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滅亡。因此君主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國家就強大；國家不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這個國家就會被削弱。
民眾沒有治理好，這是因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國家的法規(guī)不能嚴明執(zhí)行，那是因為國君助長了動亂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統(tǒng)治措施，不能助長動亂因素；國君掌握大權，主持朝政，根據(jù)法律治理國家，在朝堂上捕獲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沒有邪僻的行為；獎賞、刑罰決斷得有憑據(jù)，做出的各種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規(guī)矩。如果這樣，那么國家的制度清楚而民眾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設置的爵位尊貴，而各類人物也能被任用?，F(xiàn)在列國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眾，卻滋長了產生動亂的因素。并不是他們樂意讓民眾亂，這是因為他們固守過去的陳規(guī)舊習而沒有弄清楚當前的形勢。這樣的話，他們對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東西卻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現(xiàn)狀卻趕不上時代的發(fā)展，不明白社會風俗在變化，不了解治理民眾的情況，因此濫用獎賞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罰，減少刑罰又使獎賞沒有效用。君主設立了刑罰可民眾不服從，獎賞的財務用盡了邪惡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眾對于國君，都是先接受刑罰的約束而后受到獎賞。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現(xiàn)狀，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具體情況來制度適應的政策，考察社會風俗來制定法令。假如對法度的確立不考察民眾的具體情況設立它，就不會成功；對政策確立能適應當時形勢要求使用它，就不會相抵觸。所以英明稱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國家，一定慎重去做，認真考察情況，將思想集中在專心于農耕和作戰(zhà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