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止是袁陽春等打牌人員心灰意冷。
甚至是整個李袁壩生產(chǎn)隊的社員，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也是不高的。
原因無他，就在于生產(chǎn)隊這樣的勞作模式，并不能有效解決公平問題。
比如社員在同一個小組勞動，同樣是播小麥、種水稻，工分基數(shù)一樣，有的人手腳麻利干得快，有的人力氣大出力多。
但一天下來，干得快、出力多的人卻和干得慢、出力少的人得到的工分一樣，明顯的不合理。
于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員們上山干活“出工不出力，出工只為混工分”的現(xiàn)象是越來越普遍，生產(chǎn)隊的田地總產(chǎn)量也一年比一年低。
而據(jù)統(tǒng)計，最近幾年李袁壩的人口數(shù)量卻在不斷增加。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口糧減少的同時，消耗糧食的人不減反增，長此以往，會出大問題。
而且現(xiàn)在的情況是，商品還不能按市場經(jīng)濟自由流通。
壩上人如果想買點日常生活用品，必須前往古田大隊部旁邊唯一的一個“代銷店”購買。
假如想買的東西代銷店里沒有，那就只能去公社的“供銷社”里購買了。
私人想做點生意，不現(xiàn)實。
因此，除了被動的隨隊上山勞動換取生活物資，壩上人對生活并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
但生活這駕馬車，再不如意也得拉著車轱轆繼續(xù)過下去。
就拿壩上的李少康一家來講，家中小孩四個，最大的十歲，最小的才一歲。
老母親快六十歲了仍在跟著兩口子出工干活，常年辛苦勞作，前兩年還勉強能夠糊口，最近就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昨辦？只能硬著頭皮向家境稍稍好點的人家借錢借糧，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還上。
新年里頭，李少康妻子要回娘家，打算帶著孩子一起回去，可孩子身上壓根就沒有一件好一點的衣服。
為了在娘家父母、兄妹面前撐撐門面，李少康妻子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向關系比較好的人家借?？蓜e家孩子新年里也得走親戚呀，那就只能等！
總之是一套好一點的衣服，在幾個家庭的同齡孩子之間輪換著穿來穿去，輪到后來也算是物盡其用了……
袁林海本家侄子袁東陽，妻子患有羊癲瘋，時不時就要發(fā)作一次。
發(fā)作時，人事不醒口吐白沫，幾個年幼的孩子驚恐得嚎啕大哭。袁東陽每次只能伸出手指頭，死死的掐著妻子的人中，等妻子醒過來后還要去哄孩子。
一直以來，李東陽在生產(chǎn)隊社員中的口碑比較好，干活從不推三阻四，社員都愿意跟他分在同一個小組勞動。
可再強的人精力總是有限。
李東陽上山干活去了，妻子又身纏疾病，年幼的孩子便整天沒有人照管。
幾個孩子到了吃飯點，沒有吃的就拿著生紅薯啃，紅薯沒洗，皮上還帶著泥，孩子用臟兮兮的小手抹一抹就往嘴里送。
沒多久，幾個孩子都哭喊著肚子疼，嚴重時疼得倒在地上滿地打滾。
孩子大便時，糞便一坨坨拉出來，里面全是粉條狀的糙蟲（蛔蟲），攤擺在路邊讓人直犯嘀咕……
生產(chǎn)隊長袁保華的親弟弟袁長柜，常年受袁保華的特殊照顧，仍然過得“失魂落魄”有苦難言。
生產(chǎn)隊每年都會養(yǎng)幾頭豬，既可以賣掉換錢，也可以在逢年過節(jié)時拖出豬圈宰殺，然后全隊社員共同分肉。
相對的，養(yǎng)豬比上山干活要輕松許多。
于是養(yǎng)豬這個好差使，因為袁保華當生產(chǎn)隊長的緣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袁長柜身上，壩上不少社員對此頗有微詞。
好在袁長柜還算勤快，養(yǎng)豬也比較用心——每天準時投料喂料、準時清掃豬圈，從不拉下。
但也許是上天捉弄，袁長柜連續(xù)幾年運勢不佳，所養(yǎng)的豬是養(yǎng)一頭死一頭。
豬死了，工分也就沒了，只能“望豬哀嘆”，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袁保華接濟。
靠人接濟的日子不是個好滋味。
家里孩子上學要交學費、生病了需要花錢治療等等，袁長柜只好耷拉著腦袋向哥哥袁保華借。
袁保華眼睛一瞪，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慢騰騰的折回房間，從枕頭底下摸索出幾張皺巴巴的紙幣，往袁長柜身前的桌子上一拍，轉(zhuǎn)身出門去了。
不止要看哥哥袁保華的臉色，袁長柜在家里還時常被老婆罵得狗血淋頭，罵袁長柜沒能耐，不是男人，生個男人的東西卻沒球本事……
可憐的人哪！
袁林海自從與幾個哥哥分家以來，家里就沒有半分積蓄。
分家單獨過沒多長時間，李淑芳就先后懷上了大兒子和二狗子，上山勞作的時間相對大減，全家的壓力幾乎一下子全集中到了袁林海一個人身上。
等到二狗子半歲大，李淑芳可以上山勞作時，家里已經(jīng)負債累累了。
而隨著二狗子一天天長大，家里的開銷還在持續(xù)增長，入不敷出的狀況越來越明顯。
為此，袁林海就像是一只上緊了發(fā)條的鐘表——除了正常上課領取長年一成不變的工資，還想盡千方百計掙工分。
如果學校放學早，袁林海可以趕在生產(chǎn)隊社員收工回家之前，到地里為社員們記工分——記好每位出工社員全天的工分后，袁林海自己可以獲得半個工分。
雖然獲得的工分少，但總比沒有強，也比較輕松。
每逢寒暑假，袁林海就不可能這么輕松了，他得去干最累、最苦、最費力氣的活，一天下來能夠掙十二個工分——是正常人全天勞動工分的一倍半。
暑假期間一般是和生產(chǎn)隊幾名青壯人員上山抬石頭。
早上拿著抬桿和繩索，從家里出發(fā)，徒步翻過操場山，繼續(xù)向北走四五里山路就到了“花果山”。
花果山上以前全是樹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煉鋼鐵，山上的樹木被無計劃的砍伐一空，而今山上光禿禿的，只留有一些雜草。
到了夏季，烈日當空，山上便沒有任何遮陰擋涼的地方，人在山上酷熱難當。
石廠位于花果山半山腰，袁林海幾人到達石廠后，做好有關交接，就必須抬著好幾百斤重的石頭——石板或條石，往生產(chǎn)隊趕。
“呀嘿，哎喂，喲呀走馬上平川那個好嘞，耶嘿嗨喂呀呵喂，喲喂行得那個快……”一路吆喝著號子上山下坡。
力氣稍弱一點的，走出幾百米就得直喊歇氣，歇上幾分鐘再繼續(xù)上路，等將石頭抬到生產(chǎn)隊時，幾人早已肩背生痛、衣衫汗透……
寒假經(jīng)常是挑著甘蔗去縣城賣。
生產(chǎn)隊從一九七六年起開始種起了甘蔗，除了留下少部分熬制成糖，其他大部分甘蔗都要送到縣城去賣掉。
一大早吃過早飯，帶上幾塊紅薯干或玉米餅，在生產(chǎn)隊保管室稱好甘蔗的重量——袁林海自己一般會盤上一百六七十斤，就與同伴一道，肩挑甘蔗前往縣城。
通往縣城的道路較之北部山區(qū)要略微平坦一些，但也有不少坡坡坎坎的山路，彎彎拐拐六十余里，全憑腳力前往。
到了縣城，賣掉甘蔗，往回趕時差不多已是下午三四點鐘。想要早點回到家中，就得加快腳步，否則必定會走上一段夜路。
再就是演戲可以掙少量的工分或現(xiàn)金。
為了豐富大隊群眾的娛樂文化生活，每年正月古田大隊都會組織幾場戲劇表演。
新年一過，大概是正月初三、初四起，大隊部代銷店前空闊的平地上就搭起了高高的戲臺，同時也在告訴人們明天這里會有“戲曲”。
第二天，知悉消息的人們你叫上我，我叫上他，相攜著從四面八方趕來，蜂擁著在戲臺下興致勃勃的看戲。
這時袁林海就是當之無愧的主角。
《智取威虎山》中的反匪戰(zhàn)斗英雄楊志榮、《沙家浜》中忠義救國軍參謀長刁德一、《陳世美與秦香蓮》中的陳世美等等……都是袁林海飾演的對象。
有一次，李淑芳也趕來看戲。
她抱著年幼的二狗子，站在人群外遠遠地看著戲臺上的袁林?！R近結(jié)束時，二狗子卻驀然號啕大哭起來。
一問原因，原來是二狗子看見戲臺上的爸爸正被一群人五花大綁——這場戲，袁林海飾演陳世美。
袁林海如此“拼命”，妻子李淑芳也不是混日子的性格。
雖然出門上山總帶著二狗子這個“拖油瓶”，不能干重活掙更多的工分，可堅持下來總也有一份收獲。
饒是如此，袁林海家的生活狀況仍然是捉襟見肘、苦不堪言。
夫妻倆身上穿的衣服縫縫補補，一穿就是好幾年；最困難的時候，夫妻二人連買鹽巴和煤油都得在大隊部代銷店賒賬；飲食上更是長年不沾葷腥，主要的吃肉機會是等生產(chǎn)隊分豬肉。
說起生產(chǎn)隊分豬肉，又是一段心酸事。
壩上人一年大概能夠分上兩三次豬肉，基本上都是在端午、中秋和過年時才會分一次，有時光景不好，中秋那次就免了。
壩上總共三百余人，每次分肉，人平能分到半斤左右，再多也不過六七兩。
各家各戶去領豬肉時，卻又是一番奇景——社員們瘦肉不要，只要肥的，骨頭不要，有骨頭就得折價。
好不容易分到了肉，不少社員把肉提回家時，卻又舍不得一下子吃掉。
昨辦？
那就挨家挨戶輪流做。
袁林海家所在的院落，每一次生產(chǎn)隊分完肉，院子里的肉香最少能持續(xù)三天——袁林海、袁陽春以及袁壽福，三家事先商量好分得的肉誰家先做誰家后做。
做好了也不是三家人一起同桌就餐，而是做肉的一家鏟上兩碗肉，分別送到另外兩家，以此輪流。
當然，等到二狗子和袁陽春家的黑二、黑三再大些時，這種情況又有改觀——幾個小家伙學會了吃霸王餐，院落里只要有哪一家吃肉，四人肯定就是誰家不請自到的“桌上客”。